近年来，网络暴力事件频发，严重影响了社会公众的安全感。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如何治理网络暴力依然是热门线日，“两高”工作报告发布。最高法工作报告明白准确地提出，公权力要为受害者撑腰，网暴行为必须付出代价。报告数据显示，2023年，针对网络暴力“按键伤人”“按键杀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最高法会同最高检、公安部出台司法政策，严惩网暴恶意发起者、组织者及屡教不改者。审结网络诽谤公诉案件32件，判决有罪人数85人，同比分别增长10.3%、102.4%。

　　最高检工作报告说明，2023年，检察机关坚决惩治网络暴力“按键伤人”，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制定指导意见，对在网上肆意造谣诽谤、谩骂侮辱、“人肉搜索”等涉嫌犯罪的，依照法律来追究刑事责任，维护公民人格权益和网络秩序。严厉打击“网络水军”造谣引流、舆情敲诈等违法犯罪，净化网络舆论环境。

　　此外，聚焦当前网暴认定难、查证难、维权难等困境，有代表委员呼吁，有必要进行专门立法或进一步健全法律和法规，同时压实网络站点平台主体责任，规范平台热搜及话题设置。

　　2023年，“两高一部”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加大对互联网空间生态治理，国家网信办发布了《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目前尚未公布正式文件。

　　致公党中央在提案中指出，有关司法解释、部委规章为依法治理互联网空间生态，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提供了重要支撑，但目前任旧存在如下问题：

　　受害人遭受网络暴力时，未经公安或司法机关的许可，无法立即获取施暴者的真实信息，通常只能靠起诉网络站点平台要求提供网暴者的身份信息、或者申请法院调查令调取身份信息。

　　二是预判难。网络暴力不分对象、没有标准、手段丰富、形式多样，难预见，无规律。施暴人可能有意或无意，这使得网络站点平台无法通过屏蔽关键词、大数据筛查等方式及时阻断网络暴力。

　　三是投诉难。网络站点平台的投诉入口难找繁琐、投诉审核难通过。受害人在诉诸法律中的收集证据、平台投诉举报、立案起诉、等待判决等过程十分漫长。这既不利于及时阻遏网络暴力信息蔓延，又因信息扩散进一步增大受害人的痛苦。

　　四是维权难。网络暴力的典型特征是多众性、匿名性，受害人面对难以准确定位的施暴者和部分为博取流量牟利的有组织、有规模传播网络暴力言论的账号，仅凭个人力量，无法有效面对如此来势汹汹的网暴浪潮，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五是惩治难。由于网络暴力的多众性，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只能局限于个别违法者，司法实践主要是追究网络暴力信息原初发布者的法律责任，而对扩散者、助势者基本未予追究。同时，网络暴力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准确界定，导致即便追究法律责任也通常选择轻微罪名，不能有效威慑网络暴力违法犯罪行为。

　　“网络暴力乱象频生，损害公民人格权益，扰乱正常网络秩序，冲击法律、道德底线，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周加海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介绍，从审判实践来看，网络暴力案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社会危害严重。一方面，网暴舆论快速扩散、发酵，造成被害人“社会性死亡”甚至精神失常、自杀等难以处理的后果；另一方面，网暴信息充斥互联网空间，扰乱网络秩序、破坏网络生态，极度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

　　二是取证成本高昂。由于互联网空间的虚拟性和网络用户的匿名性，被害人自己通常难以开展信息溯源、查明扩散路径，甚至无法确认行为人的实际身份，面临维权困境。

　　三是“黑产”深度参与。当前，网络暴力乱象不止，很大程度上与网络“黑灰产”深度参与、收割流量牟利相关。一些恶意炒作成为引发网络暴力的导火索，甚至有的网络暴力本身就为了营销炒作而被恶意炮制、煽动而成。

　　四是责任认定复杂。网络暴力事件的参与者往往人数众多，责任认定和区分较为复杂。实践中，“法不责众”的情况客观存在。

　　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高景峰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由于网络的普遍性，网络暴力案件存在行为跨区域、调查取证对象范围广体量大、行为定性难等问题。网络暴力案件社会影响恶劣，贬损他人人格、损害他人名誉，社会危害性远大于传统的侮辱、诽谤案件。有的造成他人“社会性死亡”甚至精神失常、自杀等难以处理的后果。扰乱网络生态，致使互联网空间戾气横行，极度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此外，

　　致公党中央提到，当事人遭受网络暴力时，人格权受到侵害，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禁令，及时制止网络暴力对其合法权益的损害。

　　围绕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有关问题，周加海在专访中指出，网络暴力借助信息网络实施，行为强度以及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损害程度，与网暴信息的传播速度、规模直接相关。因此，阻断网暴信息扩散往往具有急迫性，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以避免对受害者合法权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鉴此，《意见》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明确权利人申请人民法院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侵犯权利的行为的，人民法院能够准确的通过案件详细情况依法作出人格权侵害禁令。“自2021年《民法典》施行以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案件数量迅速增加，以2023年为例，人民法院发出的人格权侵害禁令同比增长达100%。”周加海介绍，为有效落实《民法典》规定的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有效维护人民群众人格权益，

　　致公党中央还建议，加大惩治力度，完善有关规定法律中的反网络暴力条款。加强完善法律和法规和司法解释，统筹健全刑法、行政法、民法及其相应的诉讼法中“反网络暴力”法律条款。将网络侮辱、诽谤犯罪作为公诉犯罪，由公安机关行使侮辱、诽谤罪的侦查权，由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借助公权力帮助受害人及时维权。此外，致公党中央进一步指出，

　　建议参照《反家庭暴力法》《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立法经验，通过制定统一的反网络暴力法，对“网络暴力”名词进行详细、充分地定义或解释，规范反网络暴力权力授予的形式、行使的程序和适用的范围，同时根据网络暴力行为的危害程度合理配置法律责任，理顺不一样法律责任之间的界限与联系，并就预防和惩处网络暴力等作出具体化、明确化、体系化的规定。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发现，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依然有不少声音呼吁强化立法保障、出台反网络暴力法。比如，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接受《检察日报》采访时表示，网络诽谤，特别是针对女性“造黄谣”等行为，是有些人将揣测臆想的内容利用互联网进行宣泄，这种行为破坏了网络环境，是一种负能量的传递。网络的要依法依规，不能无法无天。“现在国家在对网络暴力、网络诽谤依法严厉打击，我认为互联网空间治理非常有必要，但是更重要的是立法保障。”

　　据澎湃新闻报道，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卫红建议，制定反网络暴力法，惩治“按键伤人”。在内容上，反网络暴力法应包括预防、网络暴力信息的处理、监督管理、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法律责任等章节。网暴的法律定义中，受害主体应不限于个人，可定义为利用互联网对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集中发布的，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侵犯隐私、歪曲事实，以及极度影响身心健康、形象声誉的道德绑架、贬低歧视、恶意揣测等不良信息的行为，或不以特定对象为目标实施的制造散布谣言、宣泄极端情绪、挑起社会对立的行为，以及明知是上述信息而转发、散布的行为。

　　全国人大代表、台盟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陶骏在接受人民法院报采访时表示，网络暴力表现形式复杂、多样、隐蔽，且维权具有滞后性、伤害具有持续性，有必要通过制定专门法律或者进一步健全法律和法规，加大惩治力度。

　　贾海洋介绍，2023年，某社交平台未经核实，开设“4岁女童搜救因外部原因中止”不实线位。这一谣言信息干扰正常搜救工作，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事后，有关部门约谈该平台，宣讲有关规定法律法规。对此，贾海洋建议，

　　有关部门要逐步加大社会化媒体平台热搜整治力度，设立“规范热搜及话题设置”管理措施，督导各社会化媒体平台兼顾社会利益和商业利益、客观呈现网络舆论环境，对于平台企业热搜过度商业化、用热搜设立话题偏好和价值倾向等不当行为进行公示并限期整改，从管理层面“先炒作再辟谣”的行为，避免公众的情感与正义沦为平台和网暴者追逐商业利润的帮手。

　　他进一步指出，建议有关部门牵头建立“网暴黑名单”制度，将在重大网络暴力事件中利用敏感话题吸引流量进行变现、制造群体对立的网暴账号列入黑名单，并与各个平台企业共享黑名单，对进入名单的账号进行限期整改，限制其在各个平台上的内容发布、私信、弹幕及评论功能，严重者追究其相关刑事责任。

　　“此外，在‘未成年人模式’下，社会化媒体平台应下架热搜功能，避免热搜榜单中的争议信息、反转新闻、偏颇观点使青少年产生焦虑情绪，影响健康成长。”贾海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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