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信息社会的论述出现的时间，大体与中国为了追赶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而开始做经济及社会改革的时间相一致。信息作为一种新的资本及技术形式，信息化作为一种带来全新文化价值观的社会组织的新方法，必然会吸引那些致力于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描绘蓝图的技术及文化精英的注意力与想象力。正如新技术的社会史学家所观察到的那样，技术本身并没有单一的、本质化的属性，可以从外部影响与塑造社会。任何新技术在特定社会中的使用方式、社会组织，以及对人类行为的影响都是被人类的价值观、想象力，以及文化传统所干预与塑造的。（Flichy, 2007; Gitelman, 2006; Streeter, 2011; Williams, 2005）

  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就已发展出了一个小型的电子工业体系，并开始尝试工业生产的自动化，以及涉及导弹、卫星及其他军事与航天技术方面的自动控制工程。这些前沿技术探讨研究的指导原则是为防止帝国主义入侵而采取的国家自卫行为，以及增强工人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对工业生产过程的控制。（王洪喆，2014）然而，改革时代的历史叙事基本遮蔽了中国信息革命在文革期间以及之前的早期发展。改革开放后，1978年之前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史、工业史和科技史在大众传播渠道中基本被简单化约为一个疯狂的时代，那时中国领导人为了追寻空想社会主义而非理性地西方科技和现代化，推行不切实际的激进生产关系与政治斗争。于是，当下有关信息技术将如何改变世界和中国的论述，其框架大多数来源于于一种改革共识，这一共识将改革前后的中国社会进行了二元对立的划分，划分的标准之一就是对待西方经济与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的态度。之前的闭关锁国和之后的改革开放成了截然对立的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理念，早期电子革命的论述与实践便与当代的信息经济完全割裂开来，在人们的意识中，似乎两者之间毫无关系。

  因此，到了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开始在中国方兴未艾之时，网络和信息技术完全被视为西方现代性的象征，人们认为它能够超越旧的社会经济制度，为中国经济的更新创建全新的条件。这一段时期有关信息技术与经济的意见领袖有在美国大学接受了研究生教育而后返回中国的技术精英，也有中国本土的科技人士和注意到信息技术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媒体精英。几个群体都将美国的信息革命看作是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进入高级阶段的标志，并认为中国应该追赶这种世界潮流。在这一段时期充斥在大众媒体中的新鲜概念包括“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第三次浪潮”等，它们和“速度”“自动化”“清洁”“效率”等现代生活和生产的意象联系在一起，意味和表征着一个更合理和更先进的社会。这些描述中透露出来的对未来社会的想象与中国本土所产生的“国家发展”“四个现代化”“知识就是力量”等话语非常契合。这些话语与民族主义、技术主义和致力于教育等几种文化价值观相互塑造、相互推动。虽然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的观念和语言不再时髦，但是在实用主义的官方话语中也没有遭到公开反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被认为是没有实际效果的、陈旧过时的官样文章，人们也许可以依旧熟练地背诵一些原则，但都发现其与现实的实践相差甚远。而现代化框架下的技术民族主义则作为其替代品，提供了有关国家和民族发展趋势的宏大叙事。

  然而，跟随着世界进入新千年的脚步，金融资本很快发现了互联网这种新兴技术的商业潜力。信息网络的建设迅速地从一种服务于国家竞争和国家发展的集体工程转换为每个个体通过冒险、努力和机遇就能够得到的创富奇迹。中国市场化改革和私有化进程的深化，使得互联网作为企业家与技术专家获取财富的全新领地这种新自由主义的观念，比新信息技术能带来国民经济的升级这种社会主义对信息技术的想象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和捕获大众对于未来的期待。慢慢的变多的有创业精神的技术专家跳进了“互联网创业的海洋”，通过对信息技术的商业包装与消费品转化来吸引金融资本。在互联网创业的浪潮中，关于互联网用途的新观念和新创意不是以其对社会整体发展的贡献为衡量标准的，而是以它们能否创造轰动效应、能否从股票市场套现的潜在能力为主要的评价指标。在此期间，一些瞬间成功、一夜暴富的创业英雄在信息市场中搏击的故事成为了一种主流叙事，塑造着人们关于互联网的想象。